曹建海：经济降温可能推动房地产泡沫破裂

和平

大危机需要大改革
——《牛刀说货币：货币狼烟》序言
曹建海

   国内财经名家牛刀推出新书《牛刀说货币：货币狼烟》，约我写序。我不是专业的金融学家，只能结合书中较少谈到的国内经济及其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观点，以为本书的补充。
   自2008年底以来，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4万亿救市计划。在一系列强有力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经济一改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颓势，再次出现了房地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繁荣景象，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高速增长推动股票市场和商品房市场迅速过热。然而，《纽约时报》于2010年1月8日在其工商版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题为《卖空中国》的报道，给繁荣的中国经济泼了一盆冷水。曾准确预见安然公司垮台的詹姆斯·查诺斯预言，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将面临崩溃，而不是如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预测的持续繁荣。查诺斯并不在意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而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5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查诺斯的说法看似耸人听闻，但不无道理。事实上，如果去除各种拆迁、资源损失、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我国2009-2011年的实际增长率很难超过5%。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的条件，在很长的时间内，被认为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等因素引起的大规模银行债务危机，并由银行危机引起人民币的崩溃，爆发全社会的剧烈动乱。
   现在看来，房地产泡沫未破灭必是银行债务危机的导火线。而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地方政府日益依赖的土地财政，以及依靠土地抵押大量向银行借贷导致的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反而有可能先行成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目前，遍地泛滥的工地，基本上都是由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的。这些工程项目由于缺乏现金流，不仅面临投入运营之后的风险，而且地方政府资金投入的不可持续性，必然给主要依赖投资增长的中国经济降温。经济降温则必然推动房地产泡沫尽早破裂，这样就危及依赖卖地生财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庞大的在建基础设施工程的推进速度，最终引发一系列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银行业的危机也随时可能发生，显然加大了人民币崩溃的可能性。人民币崩溃的后果和景象是什么？可能我们无法用简单的文字描述。但1949年国民党政府货币崩溃的景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1949年，物价飞涨、币值日跌，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的媒介职能。人们拿到纸币后就像拿了烫手山芋一样想尽快扔掉。企业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等，都以黄金计价。
   面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崩溃和人民币崩溃的风险，对于广大公众而言，是不是通过买房来规避风险？一位知名“民生人士”对我说，鼓励大家买房有什么错？鼓励老百姓多买几套房，至少在货币贬值后还有住房，这就是民生。这个观点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这如同饥荒时代到街上杀人取食，反正这些人早晚饿死，不如作为我果腹的食品，莫非这也算民生？这个立论有三个漏洞。第一，哪些人有能力多买几套房？第二，房价保值保的是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值，人民币贬值了，必然要用实物或黄金作为价值尺度，房屋还保值吗？多出来的房屋，你每天轮着睡吗？第三，你说的民生，到底是自己的民生，少数有钱人的民生，还是绝大多数人的民生？
   为了小心翼翼呵护日益撑大的房地产泡沫，以为中国持续健康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中央政府必然在多个方面，甚至在涉及领土、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做战略性退让，以免出现国内外冲突影响国内贸易和经济，引起泡沫崩溃带动的全局崩溃。
   那么，这种谨小慎微的退让能持久维持下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继续坚持现行政策不动摇，甚至再次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再次依靠退让、呵护等手段，显然不能瓦解泡沫经济、粗放经济、国有企业垄断、财政和货币扩张等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来维持经济增速的稳定，则经济结构将更为扭曲。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完善企业微观经营机制、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单靠宏观经济政策只能使经济越来越糟！具体来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后果是社会债务规模扩张、泡沫扩张和通货膨胀，这些哪里能实质性带动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有两条途径可选：一条是维持原有模式竭力刺激，另一条则是悬崖勒马、紧急刹车，潜心治理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来说，中国经济政策习惯于通过产业和地区规划来刺激新增长，然而事实上，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只是一种结果，它们本质上是由社会总需求及其结构，即投资、消费、净出口之间的比例决定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多由地方政府、中央企业这些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存在强烈投资饥渴症的政治长官支配，房地产投资也由虚假泡沫构成的高房价所指引。消费需求刺激也是如此，在高房价的阴影下，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缓慢，单靠“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刺激，效果微乎其微。至于净出口，既取决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需求、相对汇率等因素。
   由于以上原因，政府多次出台的治理过剩产能的产业升级政策往往南辕北辙。这也并非政府无能，而是需求决定产业结构的逻辑关系所决定的。要想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改变社会需求结构，要限制“预算软约束”机制下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特别是要限制导致国进民退局面的国有企业扩张的步伐，敦促国有企业上缴符合国际惯例的利润用于财政支出或充实社会保障账户。将上述限制政府和国企扩张节约的资金，用于大规模社会减税，培植以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基础。同时，在消费领域，要通过多种手段降低房价，大力发展保障房的建设与分配，带动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消费，则中国消费振兴有望。至于国际贸易，则应坚持进出口平衡策略，中期甚至可采取适度赤字政策，以冲抵过多的外汇储备及其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
   总之，中国经济走向何方？人民币走向何方？本质上取决于我们的决策层的勇气和路径选择。人们都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但是泡沫破灭终究要来临，害怕和维持是不现实的。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了，房地产泡沫的冲击也就会处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了，中国经济也可能完成一个令世界惊奇的华丽转身。
   借助本书的一个观点——“大危机需要大改革”，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经济的命运、人民币的命运和我们生活的命运呼吁吧！
   （序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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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很有道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