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你为何背井离乡？

韬光养晦气

作者：丁是钉

来源：经济常识丁是钉（ID: dingshid123）

从美女指数看东北未来

东北老了。无论是街道上还是公交车上，老年人的数量往往都要多过年轻人。除非是重要的节假日，在东北一些中小城市的大街上，很少会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孩，甚至很少能够看到30岁上下的女子，因为她们大都去了更加繁华的都市。 越是经济繁荣的地方，年轻漂亮的女孩越多；越是经济萧条的地方，年轻漂亮的女孩越少。用美女多少来衡量经济繁荣程度，应该是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似乎可以称其为美女指数或美女经济学。

东北的人口老龄化和人才外流

东北之老，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上。数据反应出来的问题是直观而残酷的。东北地区2015年的中位年龄为43岁，比全国的38岁高5岁，相当于全国2027年的水平。这导致东北养老负担沉重。2015年东北地区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参保职工与领取养老保险人数之比）为1.55，远低于2.88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为1.79，吉林为1.53，黑龙江为1.33，全国最低。

东北地区城市建设年代早所导致的老龄人口多，只是老龄化程度高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年轻人选择逃离东北而造成的年轻人口比例偏低。不但新毕业的东北籍大学生毕业不再回来，一些已经在东北工作的年轻人也大批离开东北。

东北地区外流人口特点，和其他人口净流出地区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四川、河南等传统人口流出大省，外流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但在东北地区的外流人口中，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占相当高的比例。东北地区的医生、教师、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才成批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高素质人口的流失，不仅影响到东北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后劲，甚至导致东北的整体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生退化，其修复难度和成本都非常巨大。 东北经济衰退导致人口外流，而人口外流又加重衰退。

在改革开放初期，除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外，东北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1994年确定的全国16个副省级城市中，东北拥有4席，其3个省的省会都赫然在列，而全国有一多半省会城市并未进入副省级城市的名单。东北在全国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同时，大量国有企业的存在，让东北拥有了全国规模最大、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产业工人群体。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都曾经是让全国人向往的大城市。但这些都已经成为让东北人既骄傲又辛酸的历史。现在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受年轻人待见和稀罕的地方。

东北的“特殊”文化

东北之老，病根在观念和心态上。官本位现象在东北三省表现得极为明显。官多是造成官气难改的主要原因。有笑话说，在南方扔下一个砖头，砸到10个人，其中有9个是老板。那么在东北扔下一个砖头，砸到10个人，就会有9个是“官”。尽管这种段子不免有些夸张，但还是形象地说明了东北体制僵化的真实原因。

根据中央巡视组的通报，仅黑龙江一省，超配干部就达1万多人。这还只是根据干部指数查出的问题，如果深究，因人口外流造成干部比例过高的问题更加严重。在一些人口外流严重的地区，原来人口八、九万的县级单位，只剩下三、四万人，但因为行政级别没有改变，干部指数也没有减少。另外，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比重在全国最高，大量国企高管也被看作是官员，由于缺乏指数约束，其超配问题要甚于政府部门。

这么高比例的官员都在维护自己的地位、利益和形象，并且其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且关系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进行干预，仅靠自我改造机制实现改变，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性。

由“官文化”所衍生的“圈子文化”在东北也极为盛行。办事找熟人是中国的国情，但在东北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要干什么事，东北人都会习惯性地先问一句“有熟人吗”，几乎到了没有熟人寸步难行的地步。

在东北，穿着打扮是进入某个圈子的标志，也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穿貂皮大衣坐公交车”被称为黑龙江一大怪，很多黑龙江的女性不管有钱没钱都要买一件貂皮大衣，就是因为觉得没有貂皮大衣，会显得低人一等。 “官文化”和“圈子文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性，这和年轻人追求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买官卖官”的现象，在不同地区都有，但在东北已经发展到买卖工作岗位。由于民营经济不发达，当地人普遍认为只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国企，才算是“正式”工作，未来才有保障。因此，买卖各种工作机会就成了一种生意。不同单位的不同工作岗位，根据其未来收益和社会地位不同，都被明码标价。一般来说，一个职位会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不等。在一些中小城市，找工作差不多完全是靠“拼爹”，所有热门职位基本上都被有权、有钱人家的孩子或亲属垄断了。

那些没有社会关系的年轻人，即使是花钱买到了职位，慢慢就会发现，虽然能买到工作，却买不到平等的待遇和机会。自己身边的同事大部分是在单位里有关系、有背景、有靠山的。凡是提职、加薪等有利益的事情，基本是按关系分配，工作表现只能是参考项。 一切以领导为中心在东北发展到极致。

工作机会的稀缺导致潜规则盛行，年轻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受到极大压抑。年轻人好不容易进入的机关事业单位或是国企，在父母看来是进了保险箱，但其自身的感觉却是被关进了笼子。由于这些单位的工作机会极为难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离职后再找一个类似的工作机会可能性极低。所以，必然是对领导和上司言听计从，否则不但没有升职和加薪的机会，甚至会被穿小鞋，受到排挤和压制。 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用脚投票是比用手投票更基础的权利，也是更宝贵的权利。

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不喜欢一个单位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外的工作，所以没有人会对上司产生依附和畏惧，反而是领导更担心优秀员工的流失。但在东北中小城市的热门单位中，每走一个员工，可能都意味着管理者又多了一个送人情或者是卖职位发财的机会。除非是上面有更厉害的角色做靠山，很少有人敢得罪领导。因为即使你再理直气壮，也没法面对“一把赢，把把输”的结局。在这一类单位里，潜规则可能比演艺圈里还严重，只是作为普通人不会有意像明星那样公开自己的隐私，也没有受到诸多“娱记”的关注而已。

东北复杂的人际关系圈

在东北的中小城市，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大饭店还是小餐馆，都是包间居多，通常大堂会很小，或者是干脆没有大堂。人们都愿意把自己关在相对隐密的包间里，一来是免去碰到熟人相互敬酒买单的麻烦和尴尬，二来是避免“隔壁有耳”，把自己对他人议论听去，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在这种人际关系复杂的熟人社会里，也许不经意间，就得罪了根本得罪不起的人，或者是很好的朋友。 先别说经济景气不景气，赚钱的机会多不多，单单是这种社会风气和文化，就难免让人感到压抑和不爽。

因此，那些有本事又不堪忍受这种环境的人，大多是远走天涯，到大城市或者是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自己的事业空间和机会了。留存东北中小城市的大概有三类人，第一类是职业或收入非常优越的人，比如官员或企业家；第二类是能力和勇气都不足，不敢到外面闯荡的人；第三类是拖家带口，能力勇气都有，却想走也走不开的人。

因此，在东北的官场和民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民间的主基调是颓废和失望，觉得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只能是靠着不多的收入混日子。而官场的氛围则昂扬向上，觉得和过去相比当地已经发展得非常之好。即便是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困难，对于国家和政府也是小菜一碟，很容易就会被解决，总之是正能量杠杠的。如果谁稍微指出当地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会被认为是“负能量”，受到严厉的指责，甚至于“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东北的未来在何处？

“东北病”目前受到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热衷于给东北开药方的人士也不少。最近，有关部门就决定再给东北一大笔银子，数量有1.6万亿元之巨。虽然“东北病”的表象是经济发展乏力，似乎加大投资能够改善其症状，让东北经济能够重振雄风。但如果东北的人文环境不变，即使投入再多钱，不是便宜了既得利益群体，就是减肥了一群懒汉。

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让全世界震惊的奇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能够让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潜能的，就是两个字：自由。哪里有了更大自由，哪里就能创造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自由是深圳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深圳的发展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案例。30多年前，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面对突然涌入的远远超出当地原住民的数十万人口，深圳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管理。与缺少管理相对应的一个词，就是自由。数万、数十万的年轻人就冲着自由两个字，从四面八方投奔而来。对被单位卡住档案不放的人，深圳给重新建立档案；对因离开生源地拿不到学历证书的大学生，深圳承认其学历。自由给了那些追梦者没有极限的成长空间，华为、万科们在这里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任正非、王石们在这里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家。

还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和计划经济色彩的东北，最缺乏的就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基因。而年轻人最崇尚和喜欢的也是自由。金钱既买不来自由，也创造不了自由。创造自由的办法是减少管制，减少管制的前提是大规模削减机构和官员，不过这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在反腐败和改造庞大且惯性强大的官僚机构之间，后者的任务显然更加艰巨。

有流动性才有自由，流动性越强，自由度越高。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四大副省级城市形成的哈长经济带，是东北自由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最有希望的地区。除了这些地方，政府还能不能创造一块像当初深圳一样的“飞地”，用最少的管制，给创业者以最宽松的环境和最大自由。有了自由，东北经济发展就不会缺乏想象的空间。

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哪里年轻人多，哪里就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哪里被年轻人所遗弃，哪里也将被历史所遗弃。对于年轻人，特别是对于创新创业人才，自由和机会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有吸引力的诱惑。什么时候东北城市中飞舞的红裙子多起来，什么时候东北经济的活力就会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