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帝国之海权的绝响

羊皮卷

公元1633年10月22日，大明崇祯六年九月二十。

　　隆隆的炮声划破了金门的清晨。

　　这是这个岛屿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为猛烈的炮火。正在厮杀的60艘大型军舰和近200艘小船，将料罗湾的海面变成了一片火海。

　　防守的一方，主力是9艘西洋式战舰，悬挂着红、白、蓝三色旗。这是荷兰王国刚刚改用的新国旗。除了西洋式主力战舰外，这一方还有50多艘中国式帆船，这种船被称为“戎克船”(Junk)，据说是“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的却是色彩鲜艳的妈祖旗，这是闽粤一带海盗们的旗号。

　　进攻的一方，主力战舰则是清一色的“戎克船”，足有50艘之多，船上飘扬着巨大的纛旗，大书大明帝国的国号。这50艘主力战舰之外，是将近100条小船，满载着硫磺硝石和稻草等物，居然全是火船。

　　这就是郑芝龙率领的大明帝国海军。

　　帝国海军分为两队，包抄了湾内荷兰人与海盗的混合舰队。帝国海军的主力舰两舷，装备着崭新的英吉利进口大炮，这都是舰队指挥官、五虎游击郑芝龙自费添置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火力上，帝国海军都占据了绝对上风。100多艘火船则冒着炮火，顺风飞桨，靠上敌方战船，搭钩放火。

　　不一会儿，荷舰Brounersheaven号起火焚毁，Slooterdijck号被俘获，其余荷舰均遭受重创。那些中国海盗船，则已经全部成为熊熊的火炬。荷军司令、派驻福尔摩沙长官(台湾总督)普特曼斯(Hans Putmans)无奈，下令能动的战舰立即撤退。

　　此次战役，史称“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是荷兰人东来后的第一大挫折，也奠定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称雄大洋的基础。

　　入伙下海

　　年轻的郑芝龙来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不久，郑芝龙娶了当地女子田川氏为妻，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作为17世纪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他的小名“一官”(Iquan，或Quon、Iquon、Iquam、Equan)，频繁地出现在欧洲文献中。

　　郑芝龙年少时为人豪放，“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以勇力闻名乡里。而且，他还是个帅哥，清人张遴白在《难游录》中说他“少年姣好”。

　　17岁左右，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这段时间里，郑芝龙不仅见了世面，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语言，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教名叫做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

　　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商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这令郑芝龙有机会结识了李旦。

　　李旦也是泉州人，是当时著名的海商，拥有自己的武装船队，因此也被明政府称为海盗。

　　郑芝龙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商集团。郑芝龙还结识了颜思齐，这两人都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分析，颜思齐是李旦的重要助手，负责李旦集团的军事行动及在台湾的经营活动。颜思齐曾率领3000多漳州、泉州的贫民，到台湾的魍港(嘉义)拓殖，这是继林道乾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开发台湾。

　　在日本，年轻的郑芝龙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关于田川氏的出身，至今仍是个谜。有的资料说她是日本长崎王族的女儿，有的说是日本肥前平户士人田川氏之女，也有的说是归化日籍的泉州治匠翁翌皇从日本人田川氏领来的养女。总之，她被称为田川氏，有时也被称为翁氏。1624年，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因为母系的日本血统，郑成功在日本至今仍被看做民族英雄。

　　崭露头角

　　在收复澎湖的保卫战背后，多方利益角逐，年轻的郑芝龙为李旦担任翻译，周旋于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逐渐地成为集团内部引人注目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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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战役，史称“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是荷兰人东来后的第一大挫折，也奠定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称雄大洋的基础。
　　郑芝龙入伙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展现他语言才华的机会：李旦卷入了明政府收复澎湖的战斗，而郑芝龙则成为这次军事和外交冲突中的翻译官。

　　1579年，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紧紧依靠英国，两国在1619年订立了军事同盟，联手争夺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在远东，英、荷两国先后在1600年和1602年组建各自的东印度公司，积极拓张。1622年，双方组成联合舰队，荷兰海军军官雷尔生(Cornelis Reyrsz)率领荷舰12艘、英舰4艘，共1024人，远征东方。6月份，英荷联军与澳门的葡萄牙守军爆发激战，结果，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英荷联军却在水陆两战中均大败。陆战中，联军阵亡136人，受伤126人，被俘40人;而海战中，1艘荷兰军舰被澳门炮台击沉。英国人认为如此奇耻大辱，都是因为荷方泄漏军情，愤怒之下，英军将自己的4艘军舰撤离。

　　澳门之战虽败，但英荷两国依然在别的地方合作，以“海盗”式的作战方式，到处袭击葡、西两国的殖民据点和海上航线，除了葡、西两国商船被攻击外，前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也遭袭击，船上货物均被英荷舰队作为战利品转卖去日本。不久，葡萄牙手上只剩下澳门、西班牙手上则只剩下马尼拉。

　　雷尔生率荷兰舰队在澳门战败后，听从副将高文律(Kobenloet)的建议，于1622年7月11日占据了不设防的澎湖群岛，干脆当起了穿制服的海盗，在附近各岛上烧杀掳掠。在这一地区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李旦，也损失惨重。他开始了穿梭外交，在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进行斡旋，而年轻的郑芝龙便以助手和翻译的身份，参与了这次谈判。这应该是郑芝龙第一次如此亲历复杂的多边利益整合。

　　谈判的结果是，如果荷兰人能够撤离并拆除要塞，明政府将不干涉他们占领“大员”(台南，后来泛指台湾)，同时默许荷兰商船到福建贸易。

　　占领台湾，这是荷兰人朝思暮想的利益。他们立即自行拆毁了澎湖城塞和炮台，在1624年8月26日，登陆鹿耳门，在台南的安平(今安平古堡，郑芝龙在福建晋江的据点也称安平，易混淆)建立了据点，开始了在台湾长达38年的盘踞。而李旦也因此成为荷兰人比较信任的贸易伙伴。崭露头角的郑芝龙在李旦、颜思齐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迅速崛起

　　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地位后，其行为却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一时声望大著，人心思归……

　　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相继去世。

　　李旦去世后，其在日本的经营由其子李国助、欧华宇等人经营，而郑芝龙以绝对优势成了颜思齐的接班人。

　　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位置后，开始大举拓展。1626年农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灾之后，又遭到暴雨洪灾，“乡村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而五，不胜诘也”(《靖海纪略》)。郑芝龙“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郑芝龙这种“假仁假义”，在官方看来，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其行事更为可虑耳”(《靖海纪略》)。

　　郑芝龙在与官军的作战中不断得胜，福建巡抚俞咨皋节节败退。1627年10月，双方在将军澳大战，官军大败，郑芝龙再度挺进中左所(厦门)。

　　此战，郑芝龙获得了厦门作为陆上基地，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后，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将小小的安平建设成了东亚最为繁华和富庶的城市。

　　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已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400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一官(即郑芝龙)，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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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招安

　　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大明政府还得面对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

　　正当郑芝龙于东海之上大展宏图之时，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627年8月，天启皇帝病死，因没有子嗣，传位给其弟朱由检，这就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击魏忠贤的“阉党”，励精图治，大振朝纲。

　　崇祯皇帝所接手的，是一个风雨飘零的王朝，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外部还有“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显然，以当时的国力，绝难数面迎敌。

　　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郑芝龙之前曾主动求抚，却险些被官方暗算。此次，朝廷是下了决心的，崇祯下令兵部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办理此事。熊文灿随即释放了狱中的金门游击卢毓英，卢毓英因在作战中被郑芝龙俘获而又放还为其求抚，被俞咨皋下狱。朝廷如今变了思路，俞咨皋自己因兵败问责而入狱，卢毓英就成了与郑芝龙接头的最佳人选。

　　郑芝龙此时，也苦于两线作战。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为了争夺海上控制权，都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尚有多股海上武装势力并不听从其调遣，还需牵扯大量资源进行海上统一战争，建立其霸主地位，因此，他也希望能将对抗政府军的兵力抽调出来，转而面向海上扩张。赶巧的是，这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饥民遍野，占据着厦门的郑芝龙承担起了政府的职责，开仓赈灾之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对郑芝龙的战略布局十分关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供“三金一牛”的优惠条件，即每人给银3两，3人给牛1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至少不能再度开战。而饥民移居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压力，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

　　各有所需的双方，一拍即合。1628年，郑芝龙接受招安，“授游击、寻迁副将”(《厦门志》)，官职其实并不高，但郑芝龙需要的并不是这个。变身为官军的郑芝龙，立即腾出手来，大举攻击昔日的海上同行们，先后歼灭了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团伙, 部队扩展到了3万余人、战船千余艘，海上只有刘香集团与荷兰人联手，还能勉强与郑芝龙抗衡。

　　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在拓展地盘的同时，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5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5支船队，航行到东西各洋。他同时开始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以后达到了每年400万两黄金的惊人规模。

　　对于郑芝龙日渐上升的势力，荷兰人如鲠在喉。此时，郑芝龙早已是荷兰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明政府并未取消海禁，相反却在1630年重申了海禁，闽台贸易的执照仅发放了6张，福建商船到台湾依然很少，难以满足荷兰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郑芝龙垄断了对台湾的贸易，控制了定价权，也令荷兰人十分不满。

　　荷兰驻台湾总督普特曼斯认为，占领台湾的目的，就是以此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并控制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海上咽喉，因此，必须先消灭郑芝龙的势力，然后再攻击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的势力，才能获得这种战略地位。

　　在多方考虑后， 1633年4月3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决心对郑芝龙、对中国以武力进行胁迫，而方式就是海盗式的武装劫掠，“对中国福建沿海进行掠劫活动逼使中国政府答应其贸易需求，并在掠劫途中尽量降低中国人民伤亡”(《热兰遮城日志》)。荷兰人对于这一战，十分重视，派出了足足11艘大型战舰，另加一艘旗舰及一艘戎克船，统一由普特曼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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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盗刘香作战完毕、正在厦门养精蓄锐的郑芝龙，刚同意将协助荷兰人获得闽台的自由贸易权，因此并不防备荷兰人此时的突然攻击，他的主力舰队都还在船坞中整修。

　　郑芝龙遭遇了猝不及防的“七七事变”。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南澳岛，揭开了战争的序幕。

　　金门炮战

　　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洋战争爆发。在郑芝龙的优势舰队面前，荷兰人被打得落荒而逃，“不敢窥内地者数年”。

　　占领南澳岛后，荷兰人立即兵分三路前往“好望角”(福建汕头湾南边的半岛)、钟湾、冬山劫掠。7月11日，前往钟湾的Wieringer号，与26艘明军战舰接触，双方第一次交火。

　　之后，荷兰人直接将宣战书送交明政府。

　　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双方都开始动员更多的力量。荷兰人不断从台湾抽调战舰前往厦门沿海，而郑芝龙则发出了“江湖追杀令”，在政府的标准军饷之外，自费给每位士兵2两银子的军饷，如果战事延长，另再发5两;而放火船如能烧毁敌船，奖励200两，每艘放火船上有16人，人均12两;另悬赏荷兰人的首级，一个红毛人头奖励50两。

　　8月和9月，双方爆发了多次中小规模的战斗，互有胜负。但荷兰人此前的攻势受到了郑芝龙的阻滞。8月底，刘香、李国助正式与荷兰方面联手。

　　9月16日，福建巡抚邹维琏亲自挂帅，五虎游击郑芝龙担任前锋，开始筹划反击。在战舰标准配置之外，郑芝龙自费购买了英国产的新式大炮，安装在每一艘主力战船上。同日，荷兰舰队并刘香的海盗舰队，开始在金门料罗湾集结。

　　1个月后，明军主力也集结完毕，150多艘战舰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为庞大的作战舰队，随即在10月22日爆发料罗湾大海战，荷兰人与海盗的联军大败而逃。

　　此战，根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奉剿红夷报捷疏》，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人的5艘战舰，俘获1艘。而根据荷方的各种记载，荷兰舰队“在台风和战斗中丧失了4条军舰，还有3艘不知去向”，实际上是郑芝龙各烧毁和俘获了1艘荷兰军舰(Brounersheaven号和Slooterdijck号)，其余荷兰军舰均冲出重围，其他的损失都是日后因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并非战斗损失。正因荷兰人保持了相当的实力，郑芝龙才选择了与他们再度谈判，也为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埋下了伏笔，否则，荷兰人如果在料罗湾海战中彻底失败的话，他们将难以坚守台湾据点。

　　金门料罗湾海战，郑芝龙给信奉弱肉强食的荷兰人上了一课，“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官方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这是明代200年来政府第一次真心地与“海盗”合作并且相濡以沫。

　　而荷兰人在次年的总结中说：“我们去年发动的战争结果足以证明，自由无限制的中国贸易凭武力和强暴是无法获得的，大员(台湾)长官和评议会已深深意识到这点，为促进事务的进展，长官先生已将21名囚犯释放，并派重要商人Hambuan送往中国，无疑会受到巡抚和其他中国大官的召见”(《荷兰人在福尔摩莎》)。普特曼斯因战败而辞职。

　　郑芝龙与荷兰人达成了协议，荷兰人赔偿战争损失，并保证不再骚扰大陆沿海，并放弃对刘香集团的支持，郑芝龙也代表官方同意取消海禁，让更多的福建商人前往台湾贸易。这一协议，双方是互惠的，但相比而言，郑芝龙所得更多：荷兰人放弃了敌对态度后，中国前往马尼拉的贸易航线开通，想获得更好收益的闽粤两地海商，不需要经过荷兰人的中转或阻挠，而直抵马尼拉，当然，贸易量放大后，也有更多的货物流入了台湾，让荷兰人有了可炊之米。

　　失去了荷兰人支持的刘香集团，迅速被郑芝龙的优势兵力扑灭，至此，郑芝龙彻底扫清了东西两洋的航道，通商范围遍及东南亚。至1635年日本实行锁国，郑芝龙已经是海上霸主，日本市场的关闭对他毫无影响。此时的西太平洋上，“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 “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年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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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芝龙麾下的军队也超过20万人，不仅有汉人，而且还有日本人、朝鲜人甚至非洲黑人在他军中扛枪吃粮，他的船队规模超过3000艘，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上力量，台湾海峡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

　　更为重要的是，郑芝龙在1630年、也就是他接受招安后不久，就从日本接回了6周岁的儿子郑成功，年幼的郑成功开始在名师的督导下，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父亲缔造的这一海洋帝国，即将在他的手上继续发扬光大。

　　郑芝龙称雄大洋，是中国人继郑和之后，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发言权。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是在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去收缩乃至阉割海上的扩张，而郑芝龙则是积极地向海洋拓展。

　　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政府与海盗的真心合作，崇祯皇帝获得了一个安宁、富庶的东南海疆，不仅不需要再牵扯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而且为中央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财政支持，得以全力对抗努尔哈赤和李自成。

　　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已经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蓝色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