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深陷金融危机:建行"出事"

淹死的小乌龟

　　事情已经起了很大变化。
　　很长时间之内，浙江，都以一个谜团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经济体系，它的生机勃勃让人难以反驳。
　　这主要是指浙江独特的金融生态，它强大到几乎让任何传统金融机构均在这块土地折腰，包括四大国有银行。
　　但现在，正如浙江一位银行界人士所指，“金融台风来了，如果任其发展，几乎所有在浙江的金融机构都会卷入进来”。
　　出人意料的是，这场“台风”首先刮到了以“谨慎”著称的建设银行身上。这到底是偶然的冲突，还是必然的结果？
　　“杭州600家企业上书”、“互保危机”、“银行不良贷款高增”、“温州金融改革争议”……越来越多的“裸泳者”正浮出水面。
　　从点到面的风暴
　　傍晚时分，站在凤起路555号的露台上，依然可以看到夕光穿过雷峰塔，而夜色一点点从西子湖的彼岸浮起的绝色美景。
　　这里是西湖畔的温德姆豪廷大酒店，由杭州知名公司“中某控股”打造。2009年开业。短短三年，由它所引发的金融风暴，现在正一圈圈地蔓延开来。
　　与同时爆出的“虎牌控股”相比，这家公司的冲击链条似乎较小些，不过它却突如其来地将建设银行卷入其中。
　　事件一出，立马推高了建行浙江分行的不良率，目前已到2%左右，位居四大国有行之首。一位浙江银行业人士表示，“建行的风控要求，在四大行里其实算高的。不良率高跟它平常贷款的行业领域有关，但主要还是踩到了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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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周报记者在杭州金融圈了解到，由于建行贷款占比最大，一直很难脱身，之前不少银行发现端倪之后，迅速抽贷，尤其是商业银行，而建行则迟迟不能脱手。
　　2010年底，建行对该涉案公司的贷款余额为10亿。到2011年，“中某系”已经摇摇欲坠，当交通银行在2011年6月撤出了该公司最后一笔愈1亿元的贷款之时，建行却跟进接盘，2011年更对其贷款扩大了一倍以上。由于形势持续恶化，三个月后，即2011年9月，建行为“中某系”发行了一只价值3亿元的信托类理财产品。
　　这让诸多金融人士备感困惑：建行难道发现不了问题吗？
　　“建行继续接盘还是能理解的，因为它是主办行。”一名接近建行浙江分行的人士透露说。
　　“建德支行、秋涛支行最早进入，历史占比较大，脱身很难。发现别的银行抽贷时，怕公司资金链断裂，接盘是一种正常举动，况且建行也是被骗贷，据我所知，这家公司老板使用虚假的他项权证、抵押评估报告等等。建行主要还是对问题估计不足，合作多年，未能有效辨别，加上主办行对它力保。同时跟这家公司强大的公关能力还是有很大关系。”
　　而杭州本地一家银行高管对理财周报分析称，从不良贷款产生到清收环节，有诸多的征兆和风控应对办法，但是建行显然过于乐观。“为什么这么乐观，应该是内部决策机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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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该行另一中层人士分析，四大行长期垄断了大型企业，做惯了中长期贷款，因此反应速度跟不上其他银行。
　　据悉，该事件正对建行的人事系统形成新一轮冲击。事出之后，建行除了浙江分行层面的崔滨洲受牵连外，建德支行行长、宝石支行行长均遭免职。
　　而理财周报还独家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建行浙江分行信贷审核部老总也被免职。“但是业内都为他叫屈，因为他是坚决反对审批通过这家公司很多贷款的。”
　　显然，事情更为复杂。
　　建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因为大量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领域的贷款投放，“不良率”一直是建设银行着力攻克的问题，因此，近年来，在四大行中，建行表现得较为谨慎。
　　按照理财周报采访得到的信息，改变发生于2006年。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倒逼。
　　就放贷的难易程度而言，业内共识，浙江绝对全国第一。因此，2004年以后，随着大量的城商行入主浙江，放贷的风控口子开始不断被撑大。最开始是城商行，后来是工农中，最后才是建行。
　　一位前建行人士透露，“我记得2006年在银行当信贷科长的时候，我曾经去北京汇报工作，要求总行增加对浙江贸易流通类企业的扶持力度，当时总行要求对贸易流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但是浙江事实上的贸易流通型企业没有低于85%的，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总行不进行改变的话，浙江基本上就处于无业务可做的范畴。后来总行给予了权限，允许到85%左右。当时总行说了一句话，全国就浙江一家，别无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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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让这位人士回到浙江以后想了很久，他所提的要求，到底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这是建行放开的第一个口子。“即便如此，建行的风控也是比较高的，当时其他银行包括三大行都已经是这个标准了，我们申请了很久才批下来。”至于后面为何建行会出此事件，他不愿多讲。
　　而杭州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则透露，后来的事情主要出在建行的人事变更之上。“建行出问题，跟当时内部管理混乱有关。”
　　据了解，2011年初，建行浙江分行发生一次重要的人事更换，由崔滨洲从陕西调任浙江接替余静波任浙江分行行长。
　　“余静波在任时，建行还比较稳健。而崔滨洲到任时并不了解浙江，磨合不够，导致业务下滑，人心不稳。管理失当的情况下，出现了业务漏洞，所以给了省行错误的判断。”
　　这位匿名人士还表示，“崔在浙江的一系列动作让建行业务骨干流失，包括重要支行行长，走了很多人。他在任期间搞支行合并，很多支行合并在一起，甚至出现一正十几副的情况。”
　　而一位上市的城商行高管则对理财周报称，此次建行出事，主要归咎于“建行的考核机制存在问题，而建行总行又很着急”。
　　浙江金融系统的一位熟悉建行的人士透露了建行推行改革以来的绩效制度：
　　客户经理按照等级进行考核，而建行有一内部规定，县市支行一级只能有7、8级客户经理、1、2、3级业务员，而且7、8级客户经理和1、2级客户经理还有严格的人数限制，同样地，市级分行一般情况下客户经理级别最高为5级，最多只有一个4级客户经理，省行则可以有3、4级客户经理，总行可以有1、2级客户经理；而这些客户经理都有与级别相对应的绩效系数。而问题就出在绩效上。
　　“一线客户经理与高级别系数相差太大，很多建行的员工抱怨收入跟不上，这导致了业务量和内部管理出现问题。”
　　城商行风险大幕撕开，股份行广发受累钢贸
　　但建行可能远非风险最大的银行。
　　从去年10月开始，浙江银行业不良率开始一路上升。来自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工、农、中、建的不良率分别为，0.91%、0.97%、0.91%、1.78%。其中建行、中行上升最快。
　　目前问题最严重的是股份制银行，尤其是广发、深发展、浦发等，其中广发银行不良率上升最快。监管部门4月底的数据显示，股份制银行不良率前四名为：广发银行2.89%，深发展2%，浦发银行1.25%，民生银行1.3%。
　　“广发银行占了浙江钢贸市场的百分之六七十。现在钢贸形势变成这样，不良率自然就高。”中行浙江分行一高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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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股份制银行问题普遍较大，他认为“这些银行都要去总行争取话语权，但总行都在北京、上海。要在系统内找排名的话，就得不断地扩大业务，相对激进一些。对于这些银行来说，存款靠贷款拉动，然后才有资金再去做贷款，所以放贷的压力就更大”。
　　据称，“靠贷款拉动存款在浙江是普遍现象，意即企业贷1000万，要先存1000万—1500万。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的绩效是看存款，所以客户经理的贷款冲动是必然的”。
　　相比之下，杭州银行这样的城商行反而要好一些，包括国有银行，“它们相对没有那么大的存款压力。不需要靠大量的放贷去带动存款”。
　　“浙江银行业不良率高增，主要还是大的经济环境导致。”上述中行浙江分行一高层表示。但另一方面，2009年的放贷潮中，业内各种不规范操作埋下了不少隐患。
　　据浦发银行中小企业业务经营中心人士称，银行在项目审批时，比较规范的过程应该是：“支行的风控长、和客户经理去企业做尽职调查。然后上报分行的风控长，有问题处理好了之后，再上报分行分管信贷这一块的副行长，然后由贷审会决议。”
　　后来银行放贷冲动变大，不少银行支行行长在有些项目上有直接的审批权，上述的一些风控流程都省了。
　　至于贷款前的尽职调查，一担保界人士透露，“客户经理去企业最先看的是有没有抵押物，也不管企业到底经营得怎么样，现金流怎么样。到后来没有抵押物也无所谓，只要能找一家比较大的公司作担保。”“一些路子比较野的客户经理甚至会帮你做表、帮你找担保、帮你找企业。贷给超出企业正常经营所需要的钱，这些钱被企业用到了投机领域。”
　　温州悬崖：民间信贷几近断流
　　日前，因各大银行对浙江民企集中催收贷款，杭州600家知名民营企业上书向浙江省政府求助，使得大量的目光聚焦杭州当地。
　　然而，互保危机、银行不良率高企并不只是杭州的问题，它在整个浙江区域都有体现。其中，温州、金华、绍兴为重灾区。近段时间金华地区跑路现象增多，至于绍兴，由于不少杭州企业都在此有很深的业务往来，所以情况往往和杭州呈现联动。
　　而温州的情况则更加严重。温州民间流行一种说法，看蓝天白云判断工业景气程度，近段时间温州碧蓝的天，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大量工厂停产减产的事实。
　　来自浙江省人大财经委调研数据：2012年上半年，温州市60.4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减产停产，目前已停产企业有140家。
　　去年底爆发“跑路潮”后，温州企业老板更多的是选择硬撑。“瓯海那边的经济开发区，平常有十几家公司，大门是开着的，办公室也有人，但实际并没有生产。”温州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门必须开着的，为了防止别人来要债。现在大部分是在硬撑，盼着形势好转，但现在这个低迷的形势，几乎望不到边。”
　　伴随着企业减产停产而来的，是温州银行业持续高增的不良率。
　　温州市银监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不良贷款率2.69%，然而去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仅仅为0.37%。
　　理财周报记者从监管部门得到5月末的数据显示，工、农、中、建四大行分别为1.99%、1.40%、2.67%、2.74%，相比4月末，除建行下降了0.04%之外，其它三家国有行都延续上涨趋势。
　　股份制银行的情况显得更严重，广发、深发展甚至已高达7.41%、7.25%。温州银行和农村合作机构、村镇银行等地方性法人银行情况稍好。
　　“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
　　一家股份制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人士分析，“一方面，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引发资金链断裂，这次又通过互保圈，迅速扩大了波及范围；另一方面，去年金融风波发生后，温州大部分银行机构都将不良贷款率容忍度提高1-2个百分点。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目前民间借贷市场大规模萎缩，市场上很难找到转贷资金了，以前温州银行业不良率之所以低是得益于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企业出现资金缺口，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融通，垫资、过桥等方式解决。”
　　一年不到，温州民间借贷已由发烧变为过冷。“现在的温州，已经不谈民间借贷这个概念。企业要从民间借钱比从银行借还要难。”
　　温州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副总向理财周报记者感叹，“前几天一个老客户让我帮忙借200万，但现在这个环境下，要从民间借200万太难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民间信用体系崩塌，这个市场缩减了至少70%-80%。但其实民间的资金量还是不少。”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目前已从去年的借贷危机、企业生存危机演变成整个市场的信用危机。这场危机带来的冲击将更加可怕。”
　　过去温州全民放贷时，市场上不少资金来源于银行个人抵押贷款，主要用房产做抵押物，从银行贷钱再去放高利贷，这样的贷款成本并不算低。
　　据当地一银行零售信贷部门人士介绍，现在温州的银行放开个人抵押贷款，把利率降到月息0.6%，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却没什么人贷。
　　“关键是贷出来不知道干什么，找不到让人觉得安全的月收益超过0.6%的项目。现在投资的风向，第一是考虑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去考虑收益率。”上述资产管理公司副总分析道。这直接导致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量大大减少。
　　信用危机加大了借贷双方资金对接的难度。“企业融资比去年更困难。正规机构放贷越来越谨慎，没有抵押、没有担保的都不敢贷；民间借贷也不行，放贷的人怕钱收不回。” 周德文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当务之急，是盼望金改能出台一些实质性的措施。”
　　至于目前的金改，各界褒贬不一。当初被称为金改一大亮点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目前陷入尴尬。
　　据金融办数据，其成交登记平均月利率低于1.5%，利率低但对接难度很大，借出借入登记累计金额超过19亿元，成交登记备案金额仅6000万元左右。
　　“目前实体经济萧条，企业经营困难，金改再怎么弄，不实现产业转型、不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也是白搭。”当地一名做贸易、投资的企业家感叹。
　　温州多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没有定价权的产业，并且以出口为主，由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外市场不景气等因素，实业经营从2008年金融危机就变得艰难。
　　财政刺激政策出台之后，靠房地产炒作，温州维持了虚假的繁荣。而潮水退去后，转型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投机做不了，实业做不了，大片企业陷入低迷，一蹶不振。
　　目前的温州，已经走到了资本无处安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