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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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本名姚念谖，原籍湖北，一九一五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学于伦敦政经学院，师从着名的左翼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本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同学。余先生生前说，当时在伦敦政经学院的中国女留学生只有两人，郑念是漂亮的那位。郑念不仅漂亮，气质尤其好，一直到逝世前，始终保持美好的容颜和仪态。
　　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随夫姓易名为郑念。他们学成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双双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一九四一年外派澳洲，追随徐谟公使（战后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担任参事，驻澳长达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才调回中国，出任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但大陆随即变色，郑因有老母，没有随政府迁台，「解放」后转职英商壳牌（Shell）石油公司担任中国总经理，但不幸于一九五七年因癌症病逝。郑念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前夕。
　　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待遇优厚的外商公司，享受资本主义式的生活，被红卫兵抄了家，并被控为英国的间谍，系狱将近七年。这期间她在上海电影厂担任演员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上海生与死》即是写她个人的惨痛遭遇，因这是文革后第一本以英文写的亲身经历的书，一九八七年在英美两国出版后，造成轰动，使郑念一夕成名，并带来财富，请她演讲的邀约应接不暇，每讲一次可收入美金五千元，郑念晚年即靠书的版税和演讲收入生活，加上壳牌石油公司给她股票的红利，日子过得非常舒适悠闲，而最大的享受是她有了完全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是她心中也有一个永恒的痛，那就是女儿梅平的死。梅平生于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籍，根本不须回中国的，但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沦陷前夕，住在香港的郑念，奉先生之命把女儿带回大陆，因此铸成了毕生无可挽回的大错。这个错给她的伤痛，当她老病孤苦无依时，就越发加剧。而当她获悉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儿孙绕膝时，更是心如刀割。
　　当然还有无限的故国之思，可是三十年前她以探亲名义远适异域时，已发誓不再重返伤透她心的中国，而故国只能长存她的记忆中和梦里了。
　　郑念之死，使我想起赛珍珠晚年的感慨。七十年代后期赛珍珠想重访中国，在遭受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馆员的粗暴待遇后，相当伤心的表示：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像胡适、林语堂那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的人都不见了？郑念可说是中国继胡、林之后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的最后一代，她的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
——原载《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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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因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故随夫姓易名为郑念。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外商公司，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被关在监狱7年。
　　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
　　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7日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现定居美国。
　　丈夫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独生女儿郑梅萍死于文革迫害。妹妹姚念贻曾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
　　郑念出国以后写下了英文自传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在书中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从1966年上海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对她进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单人牢房长达六年半的拘禁过程和她由于始终不承认各种指控，坚持自己无罪，而受到的监狱当局的种种迫害和她对此进行的抗争直到出狱和1973年出狱后她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郑梅萍早已在自己入狱后不久受迫害而死，继而努力查找女儿死因的过程。2009年7月郑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住院，最后导致细菌感染，终致不治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 编辑本段个人著作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其著作译为《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又译《上海滩的沉浮》，春风文艺出版社，《上海生与死》，《生与死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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