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保7”不如将钱直发国民

混血

考量本届政府执政能力的主要指标，不应是GDP高低，而是社会转型是否在十年内能够平稳完成框架构造，要就此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传导，以及策略上进行超前兜底社会稳定准备。

    今年GDP增长保7被一再强调，十分理解政府仍被GDP绑架而骑虎难下的苦衷，比如GDP对应就业牵制和涉及制度优势等，但此一时彼一时，当下的保7本身已是问题。必须正确诠释“新常态”，顺应经济周期和尊重其自发调整，不顾效率、公平、质量、环境的强刺激经济增长，更无法保持“新常态”。

   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47.1，已创09年3月以来最低，连续6个月低于50.0荣枯临界值，PPI继续大幅下降，而在7月，铁路货运和发达了也大幅下跌，很难与GDP达到7增长相匹配。

    要积极面对分析GDP失速，我们的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一些落后过剩产能被淘汰，尤其是重化工行业，而服务业占比进一步上升GDP的一半，钢铁、煤炭、加工制造大批民营企业已完成初步的市场淘汰，国有企业对应公司负债累累，逼迫政府加快对其进行深度处置。

    去年以来，中国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决心是很大的，本届政府在下放权力管住政府的手上是可圈可点的。但受深层改革不匹配制约，目前又有回归技术性舒缓眼前困境老路迹象。防范经济硬着陆，并不能保证经济软着陆，对中国改革前景信心爆棚和对中国经济前景极度悲观，正交织着、冲突着、博弈着，中国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预期模糊新局面。

     短时期中国是无法完成经济转型的，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要做好抗击经济较长时间低迷的持久战准备，政府应马上停止大部分为保7的各种强刺激，因为大部分放出的资金和推导的政策，又是形成了对过剩落后产能的新扶助，造成极大资源浪费，何况，政府这种强刺激能力，在经济衰退形成趋势后，效应越来越弱，成本越来越高，可动用老底也越来越少。

    这一时期，已出现大批企业裁员和倒闭企业员工遣散现象，不仅是农民工，也涉及很多城市居民，不仅局限在传统产业，即便如联想、华为、阿里巴巴等新兴产业，今年同样出现大裁员，说明经济问题是十分严峻的，就业给社会的压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疑是正确的，而通过减费减税和精兵简政、大力减少经济运行成本也是必须的，同时要停止大部分靠财政投入进行的无效基本建设，听任经济自发调整，政府应紧急把钱省下来和集中起，通过直发国民进行救济，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大失业潮，既可保障基本消费，又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明年中国经济将更困难。多年生成的超级杠杆经济在浮虚中继续攀升和匹配而来超级行政臃肿尾大不掉，是主要的症结所在，不刺破泡沫，强力行政干预是饮鸩止渴。也只有在如此困境下，深层改革方能推动，盲目于“中国模式”沾沾自喜，会丧失掉宝贵而有限的修正时间。

    人行公布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33.34万亿，同比增长11.8%，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6.56万亿，比去年同期多增，8月贷款同比也是增加的。伴随降准降息，货币政策实际已极度宽松，尽管如此，由于货币投向效率低下和资金大量沉淀，导致货币供应走向绑架式危险循环，中国M2年复合增长率已高达18.31％，所谓滥发货币的美国，M2年复合增长率只有2.55％，而且美国GDP总量比中国大80％多，货币政策到了今天，几乎已是一个极限；

    本届中央政府在财政投资拉动经济上较克制并实事求是，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仍亢奋，只是现在无钱亢奋了。地方政府投资拉动搞出的大窟窿，中央政府被迫去背，否则，一些地方政府会出现实际破产。2015年为地方政府背书的债券发行总额度(包括新增债和置换债)达3.8万亿元，等于变相为地方政府买单，子债父偿，一些半拉子工程不得不追加投资。如不出让国企资产，加之经济衰退下的税费减少，看不到财政拉动投资有多大空间，这几乎也是一个极限；

    占中国经济近半壁江山的国企，短期深层改革推进迟缓。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刚刚发布，向前迈进一步，但社会对此反响并不强烈，操作模式定位等方面的限制，市场化转换空间当下似乎也不大，这同样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点。如果政府把主要资源用于保国企，经济效率和活力势必受到严重抑制，如政府将国企最大限度混改和出让，也势必受到对应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国企正前所未有的受困于二元纠结之中；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程度在加深，在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和其它原因下，资金外流和产业转移也很难控制，根据NN数据，截止到7月底，19个最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总量达到9402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39481亿美元降到8月底的35600亿美元，8月份单月减少达940亿美元，这还没有计入对应的单月贸易顺差因素。尽管对李嘉诚资产大转移褒贬不一，但其示范效应影响还是极大的，不排除更大的资金外流潮的后继出现；

    今年初我撰文指出:金融风险是2015中国经济最大地雷。无论政府债务率还是企业及家庭债务率，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已排名第一。事实是已局部出现金融风险，中国股市短短几个月暴跌45%，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贬值，金融机构坏账率全面上升，如何对冲其对社会经济影响，政府亚历山大，并严防死守。但今年以来，民间债务链条进一步破裂，不少非银金融机构投资理财项目无法兑付，国企的不良资产同样大幅上升，而房价一旦再下行，会雪上加霜；

    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的巨大风险，社会资金投资无出处，部分热钱反复在股市和房市间游荡。中国股市经过断崖式下跌后，一度热络的创投活动气温骤降，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被重创，那种“股市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微”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事实是影响越来越大。

    明年金融风险的裂变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房地产泡沫破灭程度。表象比“猪坚强”更坚强，最终是无法抗拒经济规律的，深为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而担忧。

    尽管政府连续推出系列救市政策，但房地产投资仍连续下滑，中国二线以下城市房价正持续下跌中，有些已现闪崩，即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基本也有价无市。明年上半年，负隅于一线城市作秀诱多也将进入尾声，经济下行再加美联储加息，上涨逻辑在那？今年深圳房价操纵式短飙，尤如股市敢死队一波急拉派发行情，深圳真保持如此高房价，其创新竞争力将毁于一旦，大批知识青年和技能精英会与之诀别。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透露，全国新城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或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1.5个新城或新区，大批“空城”、“鬼城”源于这种疯狂大跃进。一线城市则相反，住宅用地占整个土地供应比例太低，造成人为稀缺传导。但一线城市有大量投资囤积和贪腐囤积，在将来房产税增加持有成本和财产公示都挤压下，产生极大新增供给。

    问题虽多，但希望也在，就是在正确方向中实施深层的强改革。这种强改革，目的绝对不是普遍理解的推动起新一轮中国新GDP增长潮，而是如何在低速增长下保持社会平衡、环境修复、财富公平转移等。必须要清醒的是，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很低的国情，中国绝无条件保持经济长期高增速，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也是不可能的，而国民欲望在没有适加引导下，已超越了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加之国民幸福感和GDP无法协调共进，社会内生性必然紊乱不堪。

    最后的强调是，中国经济寒冬才刚开始，没有大几年周期是不会出现反转的，当下，政府面临主要危机在两大环节，一是资产泡沫刺破后的金融风险防控，二是经济衰退形势下的失业潮应对。保7的钱，大部分去直接补贴发给国民，比投资拉动效果好的多，至于怎么个发放办法，政府养了那么多人，大可好好的去设计下，但关键是直接发。

    之前我多次呼吁，要必须充实社保应对经济下行和老年社会来临危机，反贪腐的钱应直接划入社保，而基础社保的钱还没着落，现在危机社保的钱又来赶场，时不我待，这是国家必须布局的头等大事，说白了，就是保障大部分人基本生活不闹事的问题，至于效率问题，另当别论，我们这样的制度特殊、人口众多的大国，某种意义讲，公平比效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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