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税收复杂混乱杀贫济富 专家设想取消税务部门

马家小子

2010年07月02日 18:09新财经

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文/本刊记者 尧尧

先给读者提几个问题：作为普通纳税人，你需要交多少种税？缴纳税额是多少？我国共有多少种税种？国税和地税各自的征收范围是什么？征不征税，征什么税，怎么征……谁说了算？

我想，倘若没点儿专业知识，一般人铁定回答不了上述问题。就是所谓的业内人士，也不容易说明白。

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因此，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税种繁多 重复征税

我国现行的税制共由多少种税组成？

记者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但采访发现实则不然。记者收获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一般的人基本答不上来，只笼统感觉很多，说有几十种。就是专家，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有说23种的，有说27种的，有说47种的，还有说60多种的。还有人下意识地将名目繁多的各类费也计算在内，得出的答案更加天文。这也理所当然，毕竟在中国，纳税人也有“纳费”的义务。尽管大家给出的答案不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多。

到底有多多？记者开始求助于税务部门的官方网站。记者先查阅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说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25种税；随后，查阅了更加权威的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相关表述为，“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20个税种。”两者略有出入，主要是前者将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等尚未开征的几个税种也算在内了。

20多种税，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据记者了解，我国香港地区，本土税种不足十种，主要包括：利得税、物业税、薪俸税、厘印税、增股税、印花税、遗产税，对于五种特殊产品还涉及进口关税(烟、酒、化妆品、汽车、燃油)。

“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多种税？我听说美国正在研究缩减税种，目标是都囊括到一种税里面。”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永生表示，税种越多，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越高。他曾看到过一个数据，说：香港每个企业平均每年在纳税上所花的时间大约是80个小时(以8小时为一个工作日，约10个工作日)，而在内地需要花872个小时(接近100个工作日)。前者差不多只占后者的1/10。

“税制这么复杂，将影响企业创业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业热情。节省下的时间干什么不好？”钟永生为企业在缴税上消磨如此多的时间感到惋惜，认为不值。

税种繁多导致严重后果，就是重复征税。我国对生产、流通、交易、保有等多个环节征税，纳税人备感税负压力沉重。

国税VS地税

国税、地税两套机构分设，是我国征税系统的一大特点。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

实际上，分税制在一定程度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是平衡两者财权与事权的一种手段。“(采用分税制前)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不相对等，地方承担的事情多，而支配的财力少，中央支配的财力多，但办的事特别少。分税制有利于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分配，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的持续发展，在当时起了很好作用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成了制约社会经济的一个因素。”钟永生表示。

谁都希望多拿钱，少做事。政府把内部摆不平的事拿出来，摊到了纳税人的头上。

国税和地税分设两套机构，虽暂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内部矛盾，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高”，还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据钟永生说，我国征税成本超过10%，也就是说纳税人每纳1元钱的税，其中就有1毛钱被税务机关花掉。而美国的征税成本在1%以下。

“企业要向两个机关去申报，有些报表是共同性的，像资产负债表等，报表都要多打一份，每年要多砍伐多少树？再说，如果只需要去一个机关，少跑一点，北京市的交通还能更畅通一点，也有助于环保。所以，现行的征税系统与当下所倡导的低碳经济可谓格格不入。”钟永生说。

此外，税务机关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年检，有的税务干部还要亲自到企业去调查，两套税务机关，年检内容可能大同小异。这样，既增加了税务部门的管理成本，也增加了企业接待应付的成本。

“如果把征税、纳税这两块成本节省下来，每年很可能会给中央财政再增加1万亿的财政收入。”钟永生说。

钟永生认为国税和地税应该统一。“有一套税务机构足以。纳税人只要把钱交给国家就可以了。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怎么分，这是我们公务员该办的事。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完全有能力把它分配好，而不必要劳烦纳税人。”

马家小子

一个大胆的设想：取消税务部门

钟永生表示：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对税率、征管方式以及税收体系进行综合调整。

有鉴于现行征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钟永生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想法，“税务机关不要，国税和地税这两套机构都免了，由民间机构辅导企业交税”。

他的具体设想是：企业依法纳税，直接把税款打入财政部的公开统一账户，财政部可配一个税务司，地方财政局设一个税务科，协助管理登记等具体事务。

如果纳税人对征税流程不熟悉，可以找社会上的中介机构，就像现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业而高效。

企业是否偷税漏税由审计部门去审计，比税务部门更专业。如果查出问题，由法院去处理；有涉嫌违法犯罪的，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协同处理。

信息化时代，网络具有强大的功能。至于税收分配等问题，可借助相关软件。

这样，可大大降低政府征税、企业纳税的成本，减轻纳税人负担。如果征税成本从现有的10%降为2%，将剩下8%的空间留给纳税人，税负将得到明显减轻。

此外，还能解放人才。现有国税、地税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社会精英，把他们放在税务部门，是一种才华浪费。如果把他们从这里解放出来，让他们去从事其他的事业，对经济社会的价值会更高。

钟老师的想法听起来有些大胆，但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相信到那一天，就算没有国税局，也没有地税局，我们的税收秩序会依然井然有序；也许只有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的税收秩序才会井然有序。

收税交税 操作空间广阔

郭伟曾经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十多年，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税务工作室。税务工作室，记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郭伟对自己的定位是：幕后的税务师爷，台前的税务代言人。其工作室的具体职能如下：协助个人对纳税策略进行管理。运用有效的方法，降低个人(公司)的税务风险，同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避税，将个人(公司)的整体税负降至最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企业应对税务危机。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出谋划策，与国家税务部门斗智斗勇，在关键时刻，寻找税务工作人员的“一、二、三、四、五”，使企业以牺牲最小的代价，渡过最大的难关。“就像一个人，犯了大罪，我的责任就是通过努力，尽量把‘死刑’扭转为‘死缓’。”郭伟形象地描述道。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亲历的案例。当地税务部门找到了一家企业，要对企业缴税状况进行严查。一般来讲，有关部门既然找到企业，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把柄的。企业自己也明白有问题，找到了郭伟。郭伟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后，以前辈的身份给当地税务局的一位科长写了封信，从文件的出台背景到变迁过程，再到对方工作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逐一阐述，全面、系统而专业。科长一看，有些傻了，“开始对自己做的事情不自信了，然后就按照我的导向思考并处理问题。结果，把一个完全不该征的税征了，该征的却放了水，一计算，企业需缴纳的数额由3000万元变成了200万元。合适，就给了。”

神圣税务的征缴过程，竟然存在如此大的操作空间，足见征税系统的混乱，也足见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专业修养与工作能力。

“我希望改革越慢越好，体制越乱越好，那样，我的机会就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 郭伟开玩笑地说。不知有关部门听了这话，该作何想？

马家小子

脱缰的中国税收：越是危机 政府越是收钱

金融危机来袭，从企业到个人，收入都在减少，当然，一些央企和国企是例外的，唯独政府税收收入不减反增，让人难以理解。似乎，越是危机，政府越是收钱

文/本刊记者 崔晓红

2008年，金融风暴肆虐全球，

余波至今仍未平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中国虽不是这场危机的主战场，但也难逃一劫。大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在风暴中沉沦。对许多企业而言，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就在众企业勒紧裤腰带过难关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国家税收收入依然坚挺，延续着大幅上涨的态势。这让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纳税人甚感不平和不解。无论经济环境多么恶劣，政府税收收入总是如此稳健，旱涝保收。这是为什么？

一季度税收暴增三成多

数字是枯燥的，加之中国的不少统计数据往往又当不得真，所以，一般人对官方公布的数据并不太在意。其实，数字里有乾坤，特别是对比着看，往往能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2010年4月的最后一天，财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今年1～3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7702.55亿元，同比增收4678.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9%。其中，个人所得税完成1488.12亿元，同比增长21.3%。

就在财政部公布数据的两周前，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9%。

一季度的税收增速远远高于GDP。

对于一季度税收的超常规表现，官方作了解释。财政部税政司表示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数很低。去年同期税收总收入仅完成13023.58亿元，同比下降10.3%。其次，是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6.4%和17.9%，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5.2%，外贸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64.6%和28.7%，房屋和汽车销售大幅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19.7%，这些带动营业税、消费税、进口环节税、关税和企业所得税较快增长。第三，是去年消费税增收政策调整翘尾影响，以及今年车购税等政策调整的增收作用显现。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呈单边上扬的态势，就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也有不俗的表现。

2008年和2009年，国家税收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和9.8%；同期，GDP增速分别为9.6%和8.7%，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4%和8.8%。

对比可发现，税收收入的增速位居第一，跑过了GDP，更跑过了城镇居民收入。这一定会让政府感到欣慰，而纳税人，则不知是感到光荣、困惑还是寒心？

流转税VS所得税

这样的现象是否合理？

面对《新财经》记者的发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系主任陈晓没有作正面评价。“合理不合理，不是我们评论的问题。出现这个现象，根源在于我国目前施行的税制。”

陈晓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施行的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体，而不是所得税。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占到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

流转税和所得税是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两大主体税种。

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是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是按照纳税人取得的销售收入或者营业收入征收的。在我国，具体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

所得税，又称所得课税、收益税，是指对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征收的一类税收，是按照生产、经营者取得的利润或者个人取得的收入征收的。在我国，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流转税的特点是，无论企业赚钱与否，只要有交易和服务发生，国家就要收税。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救市”，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出台了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内一揽子经济

刺激方案，其长期效力值得商榷，但在短期内一定会拉动GDP，提高经济活跃程度。经济活动越频繁，政府税收收入就越增加。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企业利润没有增加，工人工资也没有上涨，唯独税收收入增加了。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金融危机惨淡光景下，中国内地的税收收入仍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陈晓认为，这正是中国税制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在现行税收体制下，就算企业亏本，只要有交易，政府就要从中抽税。

据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比如美国。“不少国家税收收入组成恰恰与我国相反，将近70%税收来源是所得税，只有30%是流转税等。”陈晓说。

“所得税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不利于税收作为杠杆调节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容易造成中低收入阶层承担的税负相对较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安体富说，在这方面我国的税制还应进一步完善。

越危机 越收钱

2009年以来，国家税收大幅增加，除了归功于大手笔的投资刺激经济活跃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没有披露，那就是税务部门加大了税收稽查力度。自去年5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场“稽税风暴”，企业的陈年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漏税的要补上，逃税的，补后还要再罚。很多企业叫苦不迭。

税务部门缴税力度大，手段直接而干脆。说到这一点，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钟永生对企业很是同情。在他深入企业做调研的过程中，有企业反映说税务部门是这么收税的，“你拿100万元来，其他的我就不查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具有普遍意义。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中国式征税”。

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大手笔“救市”，频频掏钱，国库总有空的时候，拿什么补？只有税费。“钱不够花了，不收行吗？地方税务部门也不得已，上面下达了死任务，下面只能玩命收。企业也很无奈，不交，查你。在当下，哪个企业没有个‘一二三四五’啊？” 税务专家郭伟分析说。郭伟曾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

政府严明税收纪律，严整税收环境无可厚非(且不说税制的合理性，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企业怕检查)，但是，选在金融危机的当口，对企业来说，未免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危难时，企业渴求的是政府雪中送炭。而政府在此刻收紧税袋，颇有落井下石之嫌，让企业雪上加霜。在多重压力下，不少企业被迫出局。

企业原以为灾难来临时，政府会与它们风雨同舟，到头来却发现，政府“割肉救市”，割的还是纳税人的“肉”。越危机，越收钱。这实在算不得好习惯，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政府花钱不节制，花冒了就向纳税人伸手，如果不节制，越用越阔绰，以后要收就难了，纳税人将在税收的旋涡中越陷越深。

马家小子

税负重压隐忧：企业被迫偷漏税 员工跳楼恐继续上演

企业偷税、漏税，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但这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税负之重，逼迫得企业寻求下作之策，以保生存

文/本刊记者 崔晓红

中国税负重不重？这是一个老话题了。

在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内地排名又有进步，从2008年的全球第五跃居第二，仅排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自2000年中国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

当然，《福布斯》的排名一直没有得到我官方的承认，但相信深得纳税主体——企业和个人的认同。

有统计数据显示，从现行税收制度来讲，中国内地企业纳税占到总利润的70%以上。具体到税率，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比周边一些国家都高。

税率高不高，税负重不重，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长期以来，内地企业偷漏税现象已成公开的秘密。其行为当然不值得称赞表扬，其实企业也未必愿意，“合法经营当然好，谁也不想偷漏税，但负担着实太重了，不做点小动作，企业很难存活。”这就是企业普遍的呼声。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的一些不当行为正是因为过高的税负所造成的。

税率过高、税负过重是中国税制存在的又一大问题，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对经济产生深度影响。

企业偷漏税现象持续高发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房地产开发和建筑行业是利润比较高的行业，但在海口地税局近期公布的2006年第二号欠税公告中，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欠税大户名单中不乏海南的知名房地产企业和建筑公司。

其中一家经营二十多年的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奈地说，公司欠税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是第一次上“黑榜”，心里也不好受，二十多年上缴了5000多万元的税款，公司经营这么多年，经营情况近年开始走下坡路，公司有财务上的难处，但是税务见增不见减，现在正在与地税局协商，希望能得到圆满的结果，争取让地税局考虑到经营的难处在税务上有所放宽，我们自己公司也想做合法的纳税企业。

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偷税漏税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但不可否认，高税收和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是企业采取作假账、偷税漏税等违规违法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换个角度看，企业偷漏税等违规、违法行为可以看做企业对重税负的直接对抗。

如若税负不减，随着征税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花更多的精力来研究如何把假账做得更好，如何更有水平地偷税漏税，并寻求与一些不良税务干部合作，引发腐败行为。企业把相当的时间、财力、精力都花在了歪门邪道上，没用在正地方，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

实体经济未来堪忧

税率过高、税负过重将制约企业的发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企业也是如此，在一方面投入过多，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必然就会少。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钟永生认为应该降低税负，给企业留下更多的财富，因为企业自主创新需要钱，新产品开发需要钱，参与国际竞争需要钱，开拓市场需要钱……而眼下的状况是，如果企业不做点“小动作”，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发展、创新了。

钟永生建议给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更宽松的税收环境。他说：“国有企业另当别论。国有企业会有来自政府的补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不能算规范的企业。一个不承担风险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如果给它压上沉重税负的担子，将使这些企业失去很多良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我们的税负环境更宽松的话，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更快、更好、更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系主任陈晓的担心是，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越来越规范，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逃税空间也越来越小，企业做实业的动力会极大下降。“玩产业太累，人家不玩了，去玩资本市场，炒股票、炒房去了，来钱快，税负还低。如果做实业的动力下降，会引发很多问题。中国这么多人口，就业怎么办？”

实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果真如陈晓教授所言，中国持续高增长的经济态势未来将不复存在。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还会上演

近日，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高度关注。它与很多因素有关，是社会综合矛盾的集中体现，其中，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难以撇清的重要一环。

跳楼员工对现状很是不满，其中，不见上涨的薪水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家屡屡发话要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这话在国有企业好使，想提多高就提多高，只有想不想的问题，而没有能不能的问题。但在市场层面，在为社会提供了近70%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民营企业当然愿意给员工加工资，每个企业都想发展，发展就得培养忠诚的员工，这个道理企业家一定懂。但是，民营企业首先是自身的生存问题，然后才是员工的待遇问题。只有企业活着，员工才有饭吃。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福气，有靠山，可以做“不倒翁”，它们既要背负市场残酷竞争的压力，还要背负沉重的不合理的税负包袱，生存空间可想而知，给员工加薪的空间就更可想而知。是给员工加薪还是让员工失业？政府不可能不了解企业的难处。

就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的当天，陈晓教授参加了一个EMBA的答辩。在讨论到企业薪酬改革这个话题时，他总结说，“企业主的原则是，在让员工不造反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工资”。“原材料挤不动，顾客我也挤不动，税收降不了，唯一能挤的就是员工工资。”当今的部分“资本家们”着实不轻松啊。

企业活不好，给员工加薪，改善员工待遇，自然都是空谈。毋庸置疑，如果企业员工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类似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还会发生。给企业减负还是继续让员工跳楼，政府应该作深刻的思考。

马家小子

被税费压垮的小开发商

开发商一直是人们眼中看似比较光鲜的人物，但是，也有这么一些小的开发商，由于无法承受税负之重，最终被迫出局

文/本刊记者 王晓慧

刘英明，河北沧州人，早年经营一家木器厂，经过近二十年打拼，积累了几百万元的家产。

2003年，木器厂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刘英明看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和朋友陆续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甘心让钱睡在银行的他也心有所动，最终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参与其中。

2004年，刘英明和几个朋友一起投资开发北京远郊的一块地。该地块约60多亩，可以建30栋楼，刘英明和几个朋友投资了其中8栋楼的开发。

开发过程进展得并不顺利，首先遇到的是拆迁问题。

这个项目占用了部分农村住房，涉及近20户拆迁问题，其中，刘英明参与投资的地块涉及12户。

早几年，拆迁工作都是由政府出面负责。政府出台赔偿标准并补偿拆迁户，同时收回拆迁户手里的“两证”，即收回土地使用权。之后，政府再将地块交给开发商进行开发，同时向开发商收取土地出让金。整个过程，土地权属转移是比较清晰的。但后来，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政府逐渐退出了拆迁环节。

这无疑增加了开发商的难度。土地出让金交了，拆迁进展不顺的话，就开不了工。

刘英明地块上的这12户村民，焦点问题是，在没有取得村委会相关证件的情况下，每户均私自盖出多间小房，在城市这叫违章建筑。矛盾的焦点直指这几间房子，因为，开发商要为此多补偿至少十几套的房子。

眼看着周围的开发商都已准备就绪，刘英明等人开始着急了。经过近一周的协商，最终以补偿现金的方式结束了谈判。刘英明和几个投资人也为此搭进去100多万元的补偿款。

接下来的施工过程还算顺利，不到两年的时间，2006年年底，4栋楼房平地起，其余的4栋也接近尾声。但此时的房价并没有如刘英明等人此前估计得那么高。年底又有消息传出，2007年将正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不是新税种，但自1993年推出以后，一直没有严格执行，有的地区仅是按照销售收入的1%～2%象征性地收取。如果严格按照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开发商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虽说是小道消息，正式通知尚未正式发布，一些敏感的开发商们已经坐不住了，原本打算过了春节办理各种销售许可证，纷纷提前办理。

果然，2007年元旦刚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就公布了一则通知，从当年2月1日起，正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而且,这部分税款提前征收。不交，开发商就卖不了房。

又要征税。进入地产业不过两年时间，刘英明已从财务那儿听过不知多少种名目的税费。为了这个地产项目，刘英明已经掏空了家底，另外几个朋友也因为还有其他地产项目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交税。几个施工队的施工款，他们和对方说好用盖好的房子进行冲抵；拖欠的原材料的费用，他们等着用房子销售汇款支付；另外4栋楼的后期开发资金，他们也指着前4栋楼的销售回款。两难的是，没有钱交土地增值税，房子就进入不了销售阶段。

越没钱越着急，越着急越没钱。每天发生的各种费用让刘英明和另外几个合作伙伴苦不堪言。最终，他们把已完成和在建的项目整体转出才得以脱身。刘英明打拼了近二十年的积蓄几乎散尽。刘英明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涉足地产市场，竟以这样的结局收场。这一举动着实算不得英明。

同年，刘英明查出患肝癌，晚期。

故事是刘英明的女儿向《新财经》记者讲述的，当事人已于2008年年初因病逝世，死时58岁。

关于房地产的税费，今年“两会”期间，记者曾采访过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据他统计，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更是多达50项，税费共计62项，税种设置繁杂、征收环节多。以销售额100万元为基数，按销售额的5%征收营业税5万元，按利润25%征收所得税，按土地款3%征收契税，利润超过20%，还要采取累进方法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等等；加之地方养老、水利基金等不同名目的费用，地产企业总收入中的三成要用于缴纳各种税费，难怪房价居高不下。

马家小子

税收政策多变企业难辨 缴税容易退税难

一个企业财务总监的真实感受，诠释了中国企业在当下税制环境下的处境和遭遇

文/本刊记者 王晓慧

郭丽萍，某公司财务总监，从事企业财务工作十五年，先后在外企、私企、合资等不同性质的企业工作过。

政策多变 企业难辨

谈到近期出台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郭丽萍对其中的税制改革部分表现得漠不关心。“改就改吧，我们能怎么样？国家出台过太多相关的企业税制改革政策，但很多时候，今天这个政策出台，明天那个政策取消，搞得我们焦头烂额。最可气的是，取消了的文件从来不及时在官网公布。难道国家觉得政策不合适，直接拿掉就完事了吗？有没有为企业考虑？”这个已年过四十的老财务颇有点“愤青”劲儿。

郭丽萍对2009年国家缴税运动印象深刻。2009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下达了“全国必保完成1000亿元的稽查任务”，这是国家税务总局首次下达具体数字的稽查任务。1000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据记者了解，2008年全国税务稽查机关共查补收入513.6亿元，而1000亿元的任务量要比2008年至少多出1倍。

当时，国家出台的税收自查政策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企业自查少缴和漏缴的税费。“在当时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的环境下，这样的稽查任务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税负。结果呢？税务部门税收任务圆满完成，但企业呢？有多少家相继倒闭了？”郭丽萍很是愤愤不平，“税务部门有这股子精神头，完全可以先整整内部的风气，提高提高工作效率。你可以随便找个会计问问，哪个没有受过税务的侮辱谩骂？哪个没有经历过在玻璃窗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交税，而里边的税务工作人员却谈笑风生，慢条斯理？有时候，下班时间还没到，人家就收工打烊了，谁管你排了多长时间的队？今天没报上，明天接着来！”

缴税容易 退税难

泄愤归泄愤，但郭丽萍所谈及的税务部门懒散的工作作风、低下的工作效率，的确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工作进程，甚至是企业的生死。

2007年，郭丽萍在一家以出口钢铁制品为主的民营企业工作。那公司由几兄弟合资成立，利润虽然微薄，但因为有11%的出口退税，企业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虽说是11%的退税额，当然，企业一般都不可能全部拿到手，而且需要足够的耐心等待。“退税是好，但是不好退。”据郭丽萍讲，即使所有的退税手续都已完备，资料都已经提交，没有个一年半载，根本别想退回来。这样的效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企业有单不能接、不敢接，出口业务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企业不得不经常私下到税务部门走动走动，希望他们能加快点速度。

2007年7月1日，国家开始执行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其中，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清单中涉及的主要出口商品有鞋靴类、阀门龙头及泵机械产品、服装、钢铁制品、皮革及箱包制品、杂项制品、塑料及其制品、家具等，退税率下调幅度为2～8个百分点。郭丽萍所在的企业，能享受的出口退税率由原先的11%下调至5%，若以出口额1000万美元为计(折合人民币是7000万元)，企业将损失400多万元人民币。

税费高，退税难，退税额骤减，企业出口成本增加。2008年，这个身患多种重疾的民营企业终于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倒下了。郭丽萍讲，这家企业的最后一笔退税直到倒闭都没有拿到手。

依靠出口退税而活，当然不是出口企业的正当生存之道。但如若政策已定，有关部门就应当高效切实地去执行。

马家小子

富人掌控资源与关系逍遥法外 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力

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形成的工薪阶层成纳税主力，很多富人可以逍遥法外的怪象，不仅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并且导致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文/本刊记者 王晓慧

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对财产转让所得、利息所得、股息所得、红利所得、经营所得等高收入者主要所得项目的个税征收管理。

近几年来，围绕个税交纳的“贫富倒挂”现象，以及个税集中在工薪阶层而造成的“杀贫济富”争议，使得“富人纳税太少”成为一个焦点性话题，但凡每次有关纳税尤其是个税决策调整时，都会拿出来集中讨论一番。

谁是富人

对于个税，有人戏言“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挖地三尺’”，“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其背后的税收监管“逆调节”现象值得关注。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单单存在于某个地区，几成普遍事实。

诚然，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为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富人，从道义与责任上讲应当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征税原则。尤其在当下中国基尼系数不断拉大、财富初次分配“二八现象”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公众与政府更希望通过纳税对财富进行二次调节，尽可能达到倾斜于困难群体与加大公共服务投入的宗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的精神是可取的。问题是，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

国税总局6月9日发布的《通知》继续强调了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个人要主动申报。年收入12万元似乎可以看做是有关部门认定的低收入与高收入的一个分界。

对此，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系主任陈晓直摇头，他说：“中国税务部门到现在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富人是谁。以12万元为界，顶多说他们是掌握了普通工薪阶层中的富人。他们把真正的富人又给漏掉了。真正的富人是掌握一定资源并利用资源生财的人，比如拥有煤矿的，大规模炒房的，拥有大量房产的，等等。”

按照陈晓的分析，年薪在12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人，大部分是典型的“中国式中产阶级”，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房奴”、“车奴”，他们连失业都不敢。一旦失业，极有可能“破产”，因为没有了收入，贷款却还是要还，“资不抵债”的现象随时会出现。

加大对真正的富人征税力度，陈晓认为在现有的环境下，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中国富人的收入不透明，而国外富人的收入是透明的。”

更何况，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由此形成的工薪阶层成纳税主力，很多富人可以逍遥法外的怪象，不仅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并且导致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对此，社会显然不能熟视无睹。我国纳税主体税负畸轻畸重，工薪阶层税负过重，而所谓的富人履行义务过少。

富人逃税空间大

“加强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收管理”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但是，效果似乎并不那么明显。怎么加强？又如何监管？中国富人阶层偷、逃和漏缴个人所得税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老板开着豪车，住着豪宅，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但他们缴纳的个税却还没有普通百姓多。做法很简单，他们大都把自己的个人消费转移到公司的账目上，自己花的钱由公司账上出，而个人账目收入可能还不到国家规定的缴纳个税的底线。

有点财务知识的人都知道“企业招待费”这个支出项，列于企业管理费用之下，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税务部门会给一个招待费比例，以企业的销售额为计算基数。这个科目的报销范围比较宽泛，多种费用都可以报销。这就给了企业主方便，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日常开销都通过这个项目报销。

除了日常开销，会计科目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老板的房子和车子，这些私人财产可以列入公司的固定资产。如此看来，企业老总可以不需要“工资”，从而规避掉个人所得税。

除了企业老板，还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比老板还要厉害，拥有不菲的收入，无须在账目上做任何手脚，照样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孙小姐是记者采访过的一个炒房客，在她眼里，这世上再没有比炒房更好的投资了。别看她只有26岁，却已拥有七年炒房经验，手里始终保持拥有30多套房产钥匙。“房价涨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前一天买，第二天就可以加价挂卖掉。就算这次宏观调控房价有所下跌，我依然是稳赚不赔。”几年间，孙小姐从一个售楼小姐一下子成了自己说了算的老板，手里的本金也已从最初的十几万元翻了几十倍，达到了几百万元。

即便赶上多次的征税调整，孙小姐也没有任何担心。卖房需要缴纳的主要税种无非就是营业税和所得税，其中营业税最多为房价的5.55%，个税为房价的1%，加起来也不超过房价的7%，与炒房收益相比仍是小数目。

7%，月入万元的工薪阶层所缴纳的个税比例都比这个高。

有数据表明，在中国，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存款比例达80%，但其所缴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量的不到10%。富人逃税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额损失，还使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完全失效，致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制定什么样的管理办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执行，如何监管，不能让个人所得税管住穷人却漏了富人。

美国富人是个税缴纳主体

国外的个人所得税是如何征收的？

高收入者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每年巨大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占人口少数的富人缴纳的，而不是占纳税总人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阶层缴纳的。

对普通家庭而言，美国有完善的返税机制。

温老师是个旅美学者，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他告诉记者，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家庭实际支付能力征税而不是按总收入征税。个人所得税在总收入扣减家庭必需的刚性支出后的基础上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如此设计，充分体现了量能征税的原则。

刚性支出几乎包括一个家庭过去一年的所有消费，比如房屋贷款、看病费用；此外，如果家里有孩子，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还有额外补贴。一对年收入1万美元左右、带两个孩子的夫妇，应纳联邦所得税额为零，还可获得4000多美元的低收入税收补助。17岁以下孩子每人每年有1000美元的“儿童抵税额”；如夫妇双方都工作，孩子送幼儿园或请人看管，可以有“照顾儿童抵税额”；孩子长大上了大学，还会有“高等教育抵税额”，等等。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2009年美国共计有47%的家庭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些家庭有的是因为收入过低，有的收入不低但他们享有足够抵税额、扣减额和扣除额，因此免缴个人所得税。

很多美国普通的纳税人每年报完税不仅不用缴税，最后还能得到一笔退税。但对于富人而言，征收的税率还是相当高的，据记者了解，2010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将从2009年的35%改为39.6%。

马家小子

个税计征应以家庭为单位

文/本刊记者 王晓慧

征缴个人所得税的根本目标在于借助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其首要环节是起征点的合理设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多少才算合适？记者查阅了一些数据，得知，二十五年前，社会平均月工资是60元左右，而当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800元，起征点高出平均工资的13倍多。也就是穷人不必缴税，只征收那些特高收入的富人的税。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人们的收入已经涨了几十倍。据记者了解，2009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约为2000元左右，如果同样按照13倍计算，个税起征点就应该是在26000元。但是，我们现在的起征点是2000元。征缴个税的对象，显然已由原先的高收入群体，降格为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与个税法的法理逻辑并不相符，2000元起征点未免太低。

“我每个月要交一千多块钱的个人所得税，一年至少白干一个月，你说这税高不高？”曾庆红是一家证券资讯公司的编辑，单身，和另外三个同事住在单位租的两室一厅里。对于如此之高的个人所得税，她一直心存不满。　

如果曾庆红知道吴晓雷的情况，想必心里就会平衡很多。吴晓雷，某大卖场部门主管，月薪1万元整，上缴的个人所得税比曾庆红低几十块钱。但不同的是，吴晓雷还养儿养妻。这就是目前中国个税征收的现状：无论你是12万元的单身贵族，还是要养活全家老小的顶梁柱，个税缴纳比例都一样。

记者采访吴晓雷的时候，他正准备搬家，搬离租住了三年之久的一室一厅。原因是，房东要涨租金，每月1600元的租金原本就很吃力，如今有了孩子，花销就更大了。新租的那间平房，租金每月只有500元，可以给他省出一笔不小的费用，只是，他上班在路上的时间延长了近一个小时。

看工资，两人收入不相上下，但当被纳入到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时，其中一个却成了困难户。“取消个人所得税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不太可能。那么，起征点是人均收入的十倍比较合适。”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这样认为。“如果有可能，最好是以家庭收入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过可操作性比较差。”吴晓雷补充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上调个税起征点一直是个热点话题，许多代表、委员建议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希望新的税制能充分体现人性化，把家庭成员数、家庭收入、支出情况都予以考虑。但是，财政部一位官员表示，综合税制改革的最大难度是，如何建立一个电子稽征平台，这个平台如何保证个人申报总收入的真实性，这一切都需要银行甚至公安等部门的深入参与，比较难。

马家小子

纳税助推社会不公 何谈光荣

文/崔晓红

税，一个沉重的话题。

税改，一个并不新颖的话题。

我国最近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是在1994年，当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等一系列税收政策。一“暂行”就暂行了十六七年。在这近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税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与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很不匹配，影响并严重制约今天的经济发展。

改革是一定要的。问题是，怎么改？

我们策划了关于税的这个选题，目的是，找找我国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探求改革方向。然而，随着选题操作的逐步深入，我们越发感到混乱，发现有较多关节点难以理清。

说税负重压垮了企业，可为什么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下资金充沛，还频频创造“地王”？

说税制过于复杂抬高了税收成本，但相比之下，美国似乎更复杂，不仅有联邦税，各州还有自己的征税计划，而且不仅收税，还要返税，操作起来，比我们复杂多了，但人家的税收成本却远远低于我们。这是为什么？

说个税，我们的纳税主体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与美国富人是纳税主体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所谓的富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主，而作为企业主的他们又承担着繁重的企业税负。那么，到底是要给他们加税还是减税？

……

事实上，乱象本身正是税制不良的表现，也说明了中国税制需要彻底性的改革，仅做枝微末节的修补性工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要看清税改方向，就要正本清源，先明白税是用来干什么的。

税收，通俗一点说，是纳税人用来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收税是要给纳税人办事的。从经济学意义说，纳税过程也是一种交易。所以，政府要收税，首先要让纳税人看明白服务内容及预算，更重要的是，要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在美国，有关税收增减调整的点滴变化，都必须获得国会通过。相比之下，我们就简单多了，常常政府某些部门发个文件就算告知了。

政府要为纳税人办些什么事？主要是医疗、教育、国防、救灾，等等，和老百姓息息相关，而市场又办不到的事情。不能说我们政府一点儿没做，是做得不够合理。有些地方没做到，比如，穷人还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还有些地方做多了，比如，建了大量普通百姓坐不起的高铁，盖了让“开宝马的穷人”入住的经济适用房，补贴了靠垄断生存的国企，等等。原本说，税收是用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调节社会公平公正的，结果却是差距越调越大，社会更加不公平。税收在一定程度转化为了部分群体的利益。不是用富人的钱补贴穷人，变相地，是拿穷人的钱去补贴了富人。这显然是违反了纳税人的意志，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必须有一颗公心。

征税的一个根本原则是“量出而入”，而我们政府常常反向操作，有多少，用多少，不够，接着向纳税人要，手脚越用越大。政府把纳税人当成了印钞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让纳税人很闹心，也很困惑。税，不交不对，交了似乎更不对。

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纳税“光荣”，但如果纳税助推了社会不公，则很难说“光荣”。对政府而言，给公众一份明明白白的花钱清单，也是一件光荣的事。

所以，单税收说税改，是找不到正确方向的。税制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在税外。税制改好的前提是，公共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等综合体制的改革。

马家小子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税收制度

税收负担公平、税收成本低廉的税制，就是好的税制，也是值得追求的税制。而拥有一个好的税制，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文/冀志罡

税收永远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话题。从政治学基本理论出发，税收是民众为政治秩序支付成本的过程。而能否有效征收税负，则被看成一个政府是否有效统治某个地区的标志。反之，当政府失去有效统治能力时，最直接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征税系统失灵。

经济学家则喜欢从交易的角度理解税收，更愿意把税收看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笔持续性交易。虽然一般而言，民众对政府的收税行为不会明示认可，但服从法律缴纳税收的行为本身则被看成默示的同意。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政府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他们甫一出生就必须面对的强权。也许他们可以通过选票或其他手段对政府施加影响，但本质上，政府的税收仍是强制性而非交易性。

讨论税收制度之优劣，必须选择多个视角。税收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税收制度是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对一国经济发展影响的重大因素。

我们需要低成本的税收制度

税收成本是指一个国家因税收而付出的所有社会成本，即财富由民众向政府转移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损耗。不言而喻，这个成本越低越好。税收成本包括的内容可分三项，即政府负担的征收成本，纳税人负担的纳税成本，以及因税收而发生的生产效率损失。

征税成本是财政领域的大学问，统计数据也最为完备。在西方发达国家，征收成本一般在1%左右(如美国0.6%、英国1.3%)，即纳税人每缴纳100元，政府要拿出约1元支付税务人员工资、税务系统运营费用以及追查偷税漏税等费用；中国则达5%以上。确切的数字无从知道，我们只知道预算内的费用是5%，即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税收系统各项开支占当年税收收入的5%。国内财税专家最高的估计是8%，有点离谱，权当参考。

但即便5%也是惊人的数字。2009年中国政府公布的税收收入为6.3万亿人民币，5%就是3150亿。与发达国家相比，为了收到这笔税钱，中国政府多花了2500多亿。不用说，这样一笔巨款本来可以做很多事。

征收成本如此高昂，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也并不少见。但笔者浏览之后，却发现这些分析要么纠缠于行政细节，要么大而化之语焉不详。以中国面向法人为主的税收方式，征收成本理应更低才对，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不能不耐人寻味。

西方国家的纳税人包括家庭和企业，报税是每个家庭一年中最重要的财务事项之一。相应地，税务机关则必须将监管的触角精确地伸向每个家庭，以详细审查其每一项收入、每一项开支和每一项抵扣的数额与合法性。对美国这样拥有上亿家庭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工作量。(不需要纳税的贫困家庭也一样要报税，因为政府要据此决定福利与补助的发放)再加上大大小小的企业，不能不说0.6%的征收成本表明美国真的拥有一个十分廉价高效的税收系统。

与之相比，中国的税务机关就轻松多了。中国的纳税人不包括家庭，只有个人和企业，而针对个人的纳税事宜一般也以代扣代缴方式由企业承担。换言之，中国税务系统只需要盯住企业就够了，对个人和家庭几乎完全不用费心。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征税成本应该比美国更低才对，而实际却是美国的8倍多。中国的税务系统是不是太过昂贵了？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中国的征税成本就更加高得离谱。流转税以市场交易为征税对象，有交易便有税收，以交易额计算税额十分方便；所得税则以净收入为征税对象，需要核查一系列成本支出，征税复杂性比流转税高得多。不少经济学家建议以单一流转税代替所得税，主要理由即是流转税征收成本低廉。

税制的复杂性也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征税成本的过分高昂。美国也同样有联邦税和地方税两套系统，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更有大量抵扣和优惠项目，使得美国的所得税法律成为世界复杂之最。在美国，帮人报税是一个巨大的行业，税务律师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有人统计，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为报税花费的时间达60个小时——相当于8个工作日，是不是也很离谱？

那么，中国征税成本过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猜想直接原因是臃肿的税务系统和不恰当的征收激励手段。机构臃肿是行政机关的通病，无须多说。为了多征税而采用类似销售提成的激励手段，却是中国的一大“创新”。在提成奖励和任务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所谓依法征税、依法纳税在中国已成空话，征税成本也因此居高不下。

政府不是企业，征税也不同于产品销售。征税要依法进行，销售则多多益善。企业为业务员设立提成激励，能够促使业务员更加努力地工作；而政府给税务机关确定征税任务，甚至设立提成激励，却只能令其从依法征税变成依计划征税，依上级的要求征税。这当然不是在鼓励守法，也当然会让征税成本水涨船高。

我们需要简单的税收制度

税收成本高的第二个原因，是税制过于复杂。

中国有大小20多个税种，数量几近世界之冠。这是毫无必要的。税种越多，管理成本就越高，纳税人的缴税成本也会提高，这都是社会净损失。税制复杂的根源，在于叠床架屋式的税收安排，缺乏整体与通盘的考虑。为某些临时性原因而设税，之后又将之永久化的情况屡见不鲜。

税收是政府从社会财富中抽取的份额，不论从何渠道、以何方式、以多大比例抽取，重要的是总量而不是个别的数额大小。广义税收在GDP中所占份额，才是国民税务负担大小的根本衡量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抽税数量足以支持政府的公共服务开支，税目是越少越好。至于具体税目的税率高低，反而不重要。

政府的税收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以稳定为上。过多的税收会使经济环境恶化，竞争活力萎缩，最终使税基本身遭到破坏。税收过于丰裕也会使政府本身形成开支依赖症。一旦经济下滑税收下降，首先陷入调整困境的往往是政府。希腊最近的债务动荡就是一个教训。当政府扩大开支时，所有人皆大欢喜；当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时，所有人又都仿佛成了受害者。所谓从奢入俭难，不仅是普遍的人性，也是政府最大的弱点之一。

有鉴于此，追求稳定的税收而不是高税收，才是政府最理想的选择。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政府的税收也会同时出现波动，这是正常的。但如果政府税收的波动比经济波动更大，那么，政府将陷入被动。现代政府一般要对本国经济承担责任，在经济下滑时，政府要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如果政府本身的财务能力比经济下滑得更快，自身尚且难保，那么，稳定器的功能自然也就无从发挥。

显然，经过精心设计的简单税制最容易实现税收的稳定性。只要选择与宏观经济的波动较为一致的税基，并确定相对固定的税率，则政府税收将可以实现与宏观经济波动较高程度的一致。相关的研究很多。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增值税最优，有些则认为所得税最优，但没有分歧的是，所有人都认为简单的税制最可取。

我们需要公正的税收制度

正如笔者在文首所指出的，税制不仅关乎经济，也关乎政治。税不仅是民众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也是社会维持合作秩序的基础。只有社会有秩序的运转，生产与生活有秩序的进行，物质财富才能不断创造和积累，文明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反之，如果社会失去秩序，那么，不仅财富的创造成为不可能，连人类自身的存续都会成为问题。

维持社会秩序，税是不可或缺的。一旦政府丧失了征税能力，社会距离失序将只有一步之遥。2006年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胀，其政府滥印钞票成为众矢之的。但鲜有人指出，津巴布韦政府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印钞票，实在是征税体系瘫痪，为了应付公共开支不得已而为之。六十多年前中华大地曾经上演过的金圆券、银圆券的闹剧，也是大抵相若的故事。税收的存废，有时也关乎国家的兴亡。

但税收的获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索取过程。其中既有索取适度的问题，更有民众认可的合法性问题。民众认可的税收，征收成本就低，而民众不认可的，征收成本就高。英国光荣革命后，为了支持战争费用一度税负极重，但国内秩序丝毫不乱；而它的敌手法国，虽然整体税负只有英国的1/7，国内却已民怨沸腾。究其根源，在于宪政体制与王权专制下民众对征税的认可度大不相同。宪政强调共和，讲究普遍同意下的征税，一旦形成一致意见，征收便很顺利；而王权专制强调独裁，征税无须民众同意，民众当然就会抵触和抗拒，征收难度便较高。这便是在不同体制下，征税成本有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

税权本身要具备程序合法性，税收制度才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这是税制公正性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税收负担要在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间恰当分布。所谓恰当分布，当然就是指高收入者高负担，低收入者低负担或不负担。这样，整个社会的税负痛苦程度大致均等，民众对于税制的认可和接受度便会比较高。

中国当下的税负分担状况距离这种公正还很遥远。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制造业部门承担了过重的税负；而制造业部门的出口部分享受巨额出口退税，等于大部分税负都由制造业的内销部分承担，难怪许多中国制造在国内的价格竟比美国还贵。这种牺牲内需补贴出口的模式，帮助政府攒下了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而国内消费需求则始终难以拉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出口依赖性已经说了很久，但若不从税制动手，内外失衡的状况不会改变。

所得税税负的分布则更不均等。按人保部公布的数据，中国65%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来自工薪阶层，而与此同时，在国民总收入(GDP)中，薪酬所占比重却连年降低。有关数字是糊涂账，从12%到40%都有，但即便是40%，也显示着极高的财富分化水平。收入差距如此巨大，个人所得税却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要改变这种税负不均等的状况，需要对现行税制动大手术。在增值税方面，应内外均等，内需补贴外需的状况必须改变；在所得税方面，应将公务员和国有部门的非货币福利收入也纳入个税税基，如此才能体现真实的收入水平并均衡税负；所得税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以在税前扣除中体现真实的生活成本。

影响公平税负的另一大因素，是巨量的灰色收入。所谓灰色收入，是指处于合法与非法边界的收入。由于这些收入一般不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因而也无法课税，这当然使税负分布变得极不公平。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制度的透明化，使灰色收入浮出水面。

结论是清楚的。税收负担公平、税收成本低廉的税制，就是好的税制，也是值得追求的税制。而拥有一个好的税制，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长远而言，这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国家转型打下财税基础。